德国哲学家尤尔根·哈贝马斯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过，哲学家的生活不该成为传奇，他们最该留下的，是那种全新、特别，甚至需要后人花好几代人去钻研的思想。当时他正在琢磨，该怎么向大众讲述自己的人生和经历。在他看来，就算是康德、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巨匠，他们的出生、死亡和日常生活，在大学课堂上也只是被简单带过——比起他们那些超越时代的著作，生活里的那些小波澜，实在不值一提。如今，这位被称作“在世最著名哲学家”的学者，也追随先贤的脚步离开了人世。当地时间2026年3月14日，哈贝马斯在德国逝世，享年96岁。生前，他凭借倡导平等对话与共识的“交往理论”闻名世界，而且一辈子笔耕不辍，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论，即便到了晚年，学术产出也依然十分惊人。他一生都在关注和守护公共领域的价值，即便在当下网络社会众说纷纭、激情和非理性泛滥的时代，他也始终坚守理性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对于中国读者来说，哈贝马斯的面孔并不陌生：下垂的双眼上架着一副眼镜，脸部有些倾斜，看上去似乎被疾病困扰，但镜片后面那平静的神情，又透着几分理性与幽默。上世纪80年代，趁着国内“文化热”的东风，哈贝马斯的理论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。之后的这些年，他的著作在大学里被不断翻译出版，长盛不衰，只要是接触过哲学、社会学、传播学课程的人，几乎都听过他的名字，了解他的理论。
哈贝马斯和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。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原研究员薛华，和哈贝马斯在学术上往来密切。2001年，哈贝马斯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大陆，就是由薛华发起并联系的。当时薛华就发现，哈贝马斯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对中国文化一窍不通，反而有着敏锐的思考，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，甚至让薛华感到惊讶。薛华记得，哈贝马斯和中国学者交流时，谈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，曾谦虚地说自己只是翻看过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书，算不上了解，但他印象里，孟子的思想并不是以集体为核心，而是以个人为基础的。作为哲学研究者，薛华一听就知道，哈贝马斯说对了。能看得出来，不管面对本国还是其他国家的文化，哈贝马斯始终保持着理性、独立思考的态度，也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。
其实早在他刚踏入学术圈的时候，这份勇气就让他一举成名。1953年，哈贝马斯在《法兰克福汇报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以海德格尔反对海德格尔》的文章，批评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“非理性传统”，这篇文章也成了他的成名作。敢挑战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家，并不是哈贝马斯一时冲动的叛逆，背后离不开他的理性思考和广泛阅读。事实上，哈贝马斯早年也曾追随海德格尔的思想，正因为对海德格尔足够熟悉和了解，他才能在阅读中，从细微之处发现对方思想里未经推敲的问题。
一个人的身心状态，往往会影响他的思想形成。虽然哈贝马斯觉得，哲学家平凡的日常生活，比起他们激荡的思想不值一提，但他也曾分析过自己走上理性、建设性沟通之路的原因——他认为，自己残缺的身体和所处的时代，为他成为哲学家提供了养分。他在回忆中提到过几个影响自己人生和理论的关键瞬间，第一个就是关于疾病。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，天生患有唇腭裂，五岁时做了手术，术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依靠家人生活。疾病对他的语言表达造成了终身影响，也让他从小就明白，“人是需要依赖别人的”，离不开社会关系。
不过，因为身体缺陷和小时候被同辈欺负，他融入社会的过程，比普通人难得多。最终，这种困境让他转向了理性的书籍和文字，也让他对文字、语言的意义有了更多思考，变得更加依赖沟通。这种经历和思考，也成了他“公共空间”思想形成的起点。这个身体上有缺憾的人，却在精神上变得无比强大。
上世纪40年代，哈贝马斯的青春期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度过的，幸运的是，战争很快就结束了。这让他在青壮年时期获得了充足的学习机会，也处在一个可以毫无道德包袱去反思历史的时代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们这一代人“既能经历历史的巨变，又足够年轻，能够承担起历史带来的责任”。也正因为这份没有思想包袱的幸运，哈贝马斯逐渐形成了将哲学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的思想，也培养出了敢于在媒体上表达自我的独立精神。
他曾在多所大学修习哲学、心理学等多个专业，获得了相应学位，1956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。也正因为这段经历，他被认为是“法兰克福学派”最著名的传人之一，再加上他不断地表达和输出，稳稳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。一辈子下来，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输出：除了靠“挑战”海德格尔成名，他还曾和波普尔、马尔库塞等众多学术大家展开论战；他也经常为国际事件发声，从不畏惧外界的不同声音。即便到了晚年，他依然保持着一种“愤怒”的状态——89岁时，他还对媒体说：“我仍然会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感到愤怒，这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对吧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