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茂端曾是山西省运城市一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，202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，不少农村老人纷纷找他求助——有的打电-话，有的发短信，还有的专门当面找他，就想让他把“提高农民养老金”的心愿，带到全国两会上去，让国家能听到农民的呼声。而今年的全国两会上，“提高农民养老金”也确实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。
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提到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月最低标准，再提高20元。这就意味着，从2025年每人每月143元的标准，上调到163元。除此之外，在两会湖北代表团的小组审议中，全国人大代表毕利霞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：把70岁以上老人的月养老金提高到400元，同时免除他们的居民医保费用。
毕利霞在发言时，情绪一度十分激动，甚至哽咽着说，老一辈农民一辈子都在为国家的农村改革和发展出力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如今老了，肩膀扛不动东西，手也干不了重活，每个月却只能拿到一百多块钱的养老金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她的这番话，也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鸣。
毕利霞后来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财政部和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已经注意到了她的建议，还专门打电-话和她沟通，表达了对农民养老金问题的重视，这也让她觉得自己的呼吁没有白费。
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，也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聊起了农民养老金的问题。他说，未来五年，国家会一直坚持“投资于人”的政策方向，而在我国的三大养老金制度里，最需要“补短板、扶弱势”的，就是居民养老金制度。他建议，在“十五五”期间，要从理性建章立制的角度出发，稳步提高居民的养老金水平，切实解决农民的养老难题。
农民的养老焦虑，藏在每一份辛苦里
雷茂端在下乡调研时发现，很多农民每个月只能领到一百多块钱的基础养老金，为了能维持基本生活，不少60多岁的老人，还得背井离乡去城市打工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。而那些七八十岁、干不动重活的老人，也没法闲着，只能在家种点庄稼、药材，勉强补贴家用。
虽然现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前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）的覆盖率已经很高，农民看病有了一定保障，但雷茂端坦言，这些农村老人心里，始终藏着一份养老焦虑。大多数农村老人手里只有二三亩耕地，一亩地一年下来，纯利润也就几百块钱，再加上每个月一百多块的养老金，一个月的总收入还不到300块钱，根本不够花。
除此之外，农村老人还得面对不小的家庭压力。很多农村老人一辈子省吃俭用，攒下的积蓄，大多都用来给儿女买房、结婚，自己手里根本没多少余钱，老了之后的生活，只能靠那点养老金和地里的收成勉强维持。
雷茂端说，这些年国家确实也在关注农民养老问题，农民基础养老金也多次上调，但不管是绝对的增长金额，还是增长率，都比不上城镇职工养老金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，这就导致农民养老金和城镇职工养老金的差距，越来越大。
郑功成也回忆道，我国居民基础养老金是2009年开始实施的，最初每个月只有55元，到2023年涨到了103元，14年时间只涨了48元。从2024年开始，农民养老金每年提高20元，调整的节奏明显加快，幅度也有所提升。但即便如此，现在的最低基础养老金是163元，就算加上个人缴纳的部分，每个月也只有200多块钱，根本满足不了农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需求。所以在“十五五”期间，趁着国家“投资于人”的政策导向，一定要把农民养老金待遇提上去。
破解养老难题：优先提高高龄农民养老金
到底该怎么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？雷茂端和郑功成的看法高度一致——应该优先、大幅度提高高龄农民的养老金水平。
雷茂端认为，考虑到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，同时也为了体现对70岁以上农民的优先保障，建议采取“分步实施、按年龄分段”的办法，用三年时间，把70岁以上农民的基础养老金，逐步提高到每个月500元。
他解释说，70岁以上的农民，更早为国家建设付出，贡献也更多，他们当年参加的义务劳动，成果都融入到了国家的国有资产里。而且进入高龄后，老人的医疗费用、护理费用都会增加，养老的需求也更迫切，提高他们的养老金，是理所应当的。
至于为什么建议提高到每个月500元，雷茂端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：这个金额，大概是202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（每个月约1900元）的26%，基本能覆盖农村老人的口粮、油盐、水电等日常开销，让70岁以上的农民，不用再为了生存而辛苦劳作。同时，这个标准和部分地区的农村低保标准（大概每个月594元）差不多，也能缩小老年贫困群体的保障差距，让高龄农民能安享晚年。
郑功成也主张，要优先提高70岁以上城乡居民的养老金待遇。他表示，2009年建立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，是“福利+保险”的组合模式。未来，应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居民，实行不一样的政策。
对于已经退出劳动岗位的70岁以上高龄农民来说，他们已经没法通过再缴纳保费来提高自己的养老金，只能走福利性养老金增长的路子，大幅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，才能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。而对于中青年农民，应该慢慢减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色彩，通过提高政府补贴、让村集体经济帮忙分担部分保费等方式，鼓励他们主动参保缴费，这样才能让他们年老后的养老金水平有所提升，也能让养老保险制度真正实现社会保险化。
除此之外，郑功成还建议，在普遍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，对于农村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前，参加过农村义务工的老年农民，应该纳入特定补贴政策的覆盖范围。以70岁为基准，额外发放一笔历史贡献养老金，年龄越大，补贴越多，尤其是80岁以上的老人，更应该大幅提高基础养老金，以此回报他们当年为国家发展付出的辛苦。
雷茂端还特别强调，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，要做到“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”，不能盲目提标，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。他算了一笔账：目前我国70岁以上的农民大概有5400万人，如果把他们的养老金从每个月143元提高到500元，每人每月需要增加357元，全年新增的财政支出大概是2313亿元，还不到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%。
在雷茂端看来，把高龄农民作为优先保障对象，既尽了国家的最大努力，也考虑到了财政的承受能力，是一个兼顾各方的平衡点，既能切实解决高龄农民的养老难题，也能让政策更具可持续性。
